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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此，哈特认为，效力被拟设但无法被证明是一种奇怪而模糊的说法。
比如，早期的《行政诉讼法》一直采用具体行政行为这个概念来圈定自己的受案范围，借此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一方面，行政行为形式论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已经类型化的行政行为之上。
注释: [1]经考察，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已经有个别行政法学研究者基于自身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对行政决策有所关注和青睐。[28]如前所述，行政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位于整个行政过程之顶端，其地位十分重要。羁束行政行为和裁量行政行为存在于行政处罚过程之中并不影响两者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故此，为了精准划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外延，继而科学规制重大行政决策行为，理想的做法应是建立一个配套制度，强制性地将重大行政决策外延上的缺陷予以固化，解决其变动不居的弊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决策，其是行政机关开展后续活动的起点和依据。
[16] 关于行政决策，目前法学界很少从行政法学视角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基本上都是直接挪用行政学的概念，即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某种行政目标，依据既定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对面临所要解决的问题，拟定活动方案并选择活动方案的行为。[4]重大行政决策属于行政决策的下位概念，解决了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的一系列问题，行政决策概念的相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宪法的这两种性质本就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联系密切，无法彻底区隔。
详见注[11]，第189—198页。[18]参见注[17]，第218—219页。[65]同注[5]，王锴文，第49页。[38]这些不同认识，引向对立法是否应当根据宪法问题的不同看法，形成了所有立法都应当根据宪法与只有公法或有公法意义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这两种不同回答。
基础规范，就是人们应当以宪法规定的方式去行为。[73]参见注[4]，蒋德海文，第13页。
就此而言，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不是因为宪法是立法的程序法，而是因为当调整相同对象时，宪法更加根本、更为重要，所以抽象的宪法理应指导具体的立法。内容形成意味着立法者要主动地将宪法的规范、目标、价值形成相应部门法。在承认规则上，两位学者对规范如何存在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故为使讨论的基础更加坚实，这里将先简要考察当前对于宪法这两种性质的一般看法。
[64]参见注[8]，翟小波文，第19页。还有学者则认为，宪法和普通法律并没有如此显著的区别，它们都是直接调整人们行动的法律，只不过宪法更抽象，一般法律更具体。[7]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1页。当宪法不仅包含对立法的程序约束，还包括对立法的内容约束时，它就是一种实质性授权立法规范。
{5}[奥]凯尔森：《纯粹法学说（第二版）》，雷磊译，[德]马蒂亚斯·耶施泰特编，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例如，有学者把普通法律看作关于具体分歧所得出的价值共识，而把宪法看作关于如何处理那些具体分歧的价值共识。
如果宪法在授权立法以外还调整行政权，那么它就可能与行政法的内容重叠。王荣国博士的观点可参见王荣国：法理学能回答宪法的性质吗？——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36—47页。
如果法律有效力是因为内容合理，那么我心目中具有法效力的规范和你心目中具有法效力的规范可能会大为不同，法律就此将无法发挥稳定人们行为预期的功能。那些直接指向人们行动的抽象法律规则并非作为法效力判准而存在，其对法体系而言不具有构成意义。[4]参见蒋德海：从宪法‘不抵触原则透视宪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2—21页。这就是法效力问题的复杂之处。法律因何具有效力，这是法哲学的核心讨论之一。而艾伦（T. R. S. Allan）和德沃金等法律立宪主义者则会认为，宪法还应包含构成法秩序正当性基础的实体性政治道德原则。
[2]参见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20页。[6]故对于准确解释根据宪法母法等概念而言，在宪法教义学之外或许还需建立起一套关于宪法基本性质的整体看法……进入到宪法的‘一般理论当中。
其中，诉诸宪法最高法性质的授权法方案来自法概念层面，它具有一般性，无需另行证明。有关质疑最早出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争论中。
[16]See Joseph Raz,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164. [17][德]马丁·博罗夫斯基：论梅克尔的法律层级学说，王晖译，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参见郑晓军：论宪法中的言论概念，《人权研究》第2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189页。
因此本文将先假设宪法性质和宪法根据二元论的正确性，进而分别从强调宪法效力面向的最高法性质和强调宪法内容面向的根本法性质出发，讨论它们是如何支持宪法作为立法根据的。宪法的这种特殊地位，可以通过法哲学关于法效力问题的讨论来进一步说明。[37]参见许瑞超：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整全性解读，《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1期，第90页。如果框架宪法观下的宪法不具有根本法的性质，那么它就根本称不上一种合格的宪法观念。
[55]Ronald Dworkin,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No.3(1995), p.2. [56]法律立宪主义提倡的这种去政治化通常借由两种策略实现，它们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宪法设计。[57]因此，法律立宪主义者必须论证所主张的那些宪法价值确实有存在的必要，即它们充当的是民主的条件。
郝铁川：《物权法（草案）》‘违宪问题之我见，《法学》2006年第8期，第41—42页。这要取决于对法体系结构的具体理解与实际宪法的具体规定。
反对框架宪法观的理由有二：其一，它不符合民主价值。在法律立宪主义之下，宪法在民主政治中的意义仅在于保护特定价值、约束日常政治，而非提供全面蓝图、主导日常政治。
黄宇骁：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无效力，《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第197页。五、框架法方案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基于概念分析的批评 如果宪法直接指向人们的行动，并扮演普通法律的抽象框架，那将不仅有违民主价值，还会面临不少逻辑问题。如果某项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么它就是属于该法律体系的。这就是为何陈景辉教授称这种意义的根本法只是宪法的偶然内容而非必然属性。
（三）框架法方案的性质 与授权法方案相比，框架法方案并不是一项必然的要求。那些认为宪法需要就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约束的主张，其实都可以通过针对行政法和诉讼法的宪法授权规范而间接地得到实现。
[36]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3页。如默克尔提出，宪法作为起源规范仅仅授予创制法律的权能，此外绝不包含规定内容。
授权宪法观反映的正是这一观念，而框架宪法观只注意到宪法和普通法律在内容的抽象程度上有所不同，并基于宪法的抽象性主张宪法可以作为普通法律的基本框架，而未意识到宪法和普通法律存在性质上的重要区别。此时，宪法完全有可能对立法内容给予非常广泛的约束，从而成为某种全面宪法。
